沈帥青：高官要加薪 可看甚麼指標？

特首與問責高官下月薪酬回復至02年水平，變相加薪，惹市民批評，政府解釋因經濟已轉好。高官薪酬爭拗，外地如新加坡用官員政績做薪金指標，讓市民服氣，本港可看甚麼指標？

本港高官的薪酬問題，向來是焦點，09年時港府問責班子包括特首、局長，自願減薪5.38%，持續至本屆政府，不過上周五深夜約11時港府突然宣布，因經濟大幅改善，維持減薪的理由已不存在，故此下月起會把薪酬回復至減薪前的02年水平，如特首梁振英薪金將從調升2萬至37.1萬元，局長則增加1.6萬至29.8萬元，變相加薪逾5%。

固然，現時已不再有09年金融海嘯時的大幅減薪裁員情況出現，高官薪酬要回復至減薪前水平，並非無理，但高官加薪屬敏感議題，既未有官員出面說明，反而漏夜以新聞稿公布消息，難怪被指鬼崇，不夠光明正大。

在港府民望低的狀況下，市民對高官表現已見不滿，高官貿貿然加薪，自然引來批評，尤其本港問責官員的薪金，一向被指偏高，特首薪酬更是高居全球第二，僅次於新加坡，加薪自然更易惹爭拗。

官員的薪酬，究竟如何釐定才可叫市民服氣？現時制定高官薪酬的主要指標，是參照市場上私營和公共機構相類似職位的薪酬，但在外國，就不乏要把官員的政績表現列為薪金釐定指標，迫官員交功課。

例如在新加坡，當地總理李顯龍和一眾部長，不但於2012年齊齊大幅減薪36%至今，以回應當地市民對貧富懸殊的不滿，新加坡的問責部長，更是有嚴謹的薪金機制，要獲得全額薪酬，必須有好表現。

據其機制，部長薪金除了有固定年薪外，設有浮動薪金、國家獎金及個人表現獎金，當中浮動薪金會參考該年的經濟表現數據，國家獎金則參考國民收入中位數增長、失業率等，即是說，若該年經濟表現不佳，部長就無法取得全額薪酬，而個人表現獎金，更是由總理評核，要獎金請先有政績。

在2012年，新加坡部長就因失業率有改善、本地生產總值增幅達標，獲發相當於1.618個月薪酬的國家獎金；去年新加坡地方生產總值上升約3%，部長獲發0.8個月的浮動薪金。

新加坡多以經濟表現、國民收入作指標，亦有地方如美國加州，則是要政府該年有盈餘，高官才可加薪，當地09年便通過決議，若該年政府財赤，包括州長在內的高官，一律不可加薪，結果在2012年就因財赤關係，高官加薪無望。

若然把經濟表現指標套用在本港，事實上近年本港經濟表現不俗，本地生產總值與居民收入中位數又持續向上，失業率又維持在低水平，政府又年年有盈餘，官員想加薪就有其道理。

但當然，只用容易計算的經濟表現作指標，不乏缺點，因市民對政府是否滿意，不會只考慮經濟範疇，還有社會民生等因素。要讓市民服氣，官員的薪金調整，是否也可納入民生指標作考慮？

港人不止看重經濟繁榮，更要讓窮人也可享受經濟向上成果，故此對貧富懸殊深感不滿，那麼的話，代表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，可作為釐定官員薪酬的指標？事實上，新加坡便曾於2012年討論，是否要把堅尼系數列為官員的表現指標之一。

又或者設民意指標，例如是港大民研計劃的民情指數，以反映港人對政府管治、整體社會狀況的評價，甚至由政府自行做調查，監察該年港人對政府的支持度變化，一樣可以反映民情。

以經濟、民生數據作指標，無非是要令高官以民為本，因民生改善而加薪，才有理有據。既然私人機構亦是按員工的表現調整薪酬，港府又何不考慮制定出不同指標作薪金標準，以表現決定高官薪金，增加問責成分？